呃……我也知道去皇上面前陈情相当于告雍亲王的黑状，可这关系到所有传教士的人身安全，但凡有自救的途径，我们都得试一试啊。

“如果不信任雍亲王，皇上不会把关系到社稷安危的重任交给他。而雍亲王能得到这份信任，是因为和其他皇子相比，他认真得近乎吹毛求疵，不怕得罪人，同时又很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。”

“您是说，在他面前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并且，为了皇上，他不会……赶尽杀绝？”

在我们心惊胆战时，杨大人吃的满嘴都是油，眯成两道线的眼睛里精光一闪，“看来你不太明白，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康熙四十八年，四贝勒刚封为雍亲王，恰逢黄河水灾，河南山东两省受灾严重，皇上将赈灾的任务交给了他，但当时国库空虚，要钱没钱要粮没粮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？他从国库账本上拉出一个借款人名单，亲自佩刀，带着征讨过噶尔丹的正红旗大兵，一户一户地讨要还款，逼得体面了一辈子的老大臣上吊，一干皇子、王爷到前门大街变卖家当，可当时皇上病着，没人敢去告状。等皇上病愈，灾民得以安置妥当，山东、河南两府的地方官连上数道奏着，表达百姓们的感念之情，还说百姓自发在泰山为皇上塑像修庙，祈求皇上福寿绵长。皇上龙颜大悦，当着一众告状的皇亲国戚的面儿说：老四办事儿有分寸。”

“……”这父子俩提前排好戏了吧？

沉默了片刻，杨猛忽然话锋一转：“我是说，物极必反，天主教的势力该收一收了。”

我和郎世宁对望一眼，在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忧虑。

临走之前，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说真的，出本游记吧，我保你大卖！”

我没有应他，只是看向那座观音钟，杨大人却笑道：“下次再调吧。”

然后他压低声音在我耳边道：“你和他们不一样，秋官，别绑的太死了。”

从他家离开后，我们在夜色中往东堂赶。

郎世宁问我：“皇上是仁慈的明君，他曾亲口说过要改信天主教，还曾承诺让大清的百姓都信天主教，雍亲王是他的儿子，难道儿子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吗？杨大人说他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，可我们都是获得了皇上的准许才来北京的，还有很多传教士不惜背弃教廷，专门为皇上服务，他将这么严重的罪责加诸到我们身上，难道不是给皇帝难堪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