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清这一点,就得放下委屈和不平,把自己当成规则的一部分,去适应游戏。
于是我重新跪到佛前审视自己,从出使俄罗斯开始复盘。
当初我被动出使俄罗斯,是因为四爷被委以重任,代天子去盛京祭祖,而十四爷办成了期货交易所功成归来,两个人的竞争逐明朗化,有些人认为,我在京城会妨碍四爷的口碑,影响他的号召力。
我离开的这一年多,他的表现应该很受皇帝认可,还拿下了年羹尧。以至于,为了和他抗衡,原本闹掰的八爷小团伙又重新合并。
四爷方面则越发谨慎,除了十三爷,几乎不和其他兄弟来往,连自己的姻亲都很少打交道,更别提朝臣。
在此进彼退、明争暗斗中,这个天平基本是平衡的。
直到我回来。
我立下大功,为朝廷解决了蒙古边境忧患,明确了大片国土,不得不赏,明面上,皇上也给足了封赏和体面。
然而他真的想打破这种平衡吗?真的想重用我吗?这是不是一种捧杀?
他给我的筹码太多了,我自己还握有《江南商报》这个重要发声喉舌。且在北方拥有蒙古各部的好感,在南方有福建水师的崇拜。
我这样一个立场鲜明的人,就算赌咒发誓不会用自身影响力为四爷谋势,也没人会信。
我自己是有问题的。有大问题。我没认清形势。
四爷深谙权谋,不可能不知道问题的根本所在,可他宁可自己退让,也不肯开口劝我,甚至连一句暗示都不曾有过。
当我自己意识到的时候,一方面为自己的迟钝感到毛骨悚然,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,政治敏感性变差,一味贪功冒进,和四爷的包容、纵容脱不开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