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康熙朝运行了五十多年,不是第一次应对这种情况了,该怎么筹钱,有例可循。
一般有这么几种。
第一,从各省府借。
第二,让官绅捐款。
第三,让富商捐款。
还有一次,四爷带着官兵去官员家里索要他们从户部借走的银子。
但不论哪种,从别人手里要银子,谈何容易?
各部相互推诿,谁也不愿意揽主责。
马齐就把筹款指标硬派下去,每个部门分几十万两。
会后把诚郡王和我单独留下。
他以为,诚郡王把我带来,是因为我有好点子。
诚郡王也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,PUA我,给我画大饼,让我好好表现。
我本来没有,听完整个会议,是有了一些想法,但我并没有说出来。
倒不是因为记恨马齐反对‘期货交易所’,只是现在不宜出头。
在江宁,四爷和我说过,我们俩不能齐头并进,为此他甘愿暂退。
现在他刚归来不久就成了大热门,要是我在此时抢功出头,肯定会让我们俩的关系暴露在聚光灯下(不是不能曝光,是不能在国难时吸引太多关注),说不定还会引起康熙忌惮。
还有一点至关重要:我留在这里,不是为清廷服务,而是让这个国家不被清政府拖后腿。
所以好的政策,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,要么保命,要么升官。只有站在更高的位置上,获得更多话语权,我才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。
在这个档口,为清政府解决一时的财政危机,没有多少价值。
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。